第一，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 第二，区域内部或集团内部的南北关系正在取代全球性的南北关系；
第三，南北对话与合作关系的加强。
解决南北矛盾的主要途径有：
第一， 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南北对话是解决南北问题的重要环节；
第三，加强南南合作是解决南北矛盾的有效途径；
第四，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战略，是谋求发展的根本保证。
三、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一种新型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南南合作的先声，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77国集团”的建立标志着整体性南南合作的开始。
1973年的石油斗争是南南合作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典范。当前南南合作有如下特点：
第一，地区集团化趋势；第二，合作内容的多样化和合作伙伴的多元化；第三，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调整了战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当前南南合作的主要形式：
第一，相邻国家间的一般协调性双边或多边合作；第二，地区性综合经济合作关系；
第三，专业性地区或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第四，地区性的政治合作关系；第五，全球政治与经济合作关系；第六，政治经济一体化。
南南合作的重要意义：
第一，它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
第二，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密切合作，必然带来它们之间的政治、外交上的一致性；
第三，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团结与合作，形成的集团整体优势，可以壮大这些国家的力量，改变南北力量的对比，从而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和某些特征正发生大变化，大分化态势明显，造成世界力量对比趋势复杂，同时对南南和南北关系构成战略影响。在此大背景下，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全球利益格局今非昔比。这些变化可概括为：发展中国家已由“坚决反帝、反殖、反霸”，转变为根据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益，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从要求并谋求“推翻旧的世界体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新秩序”，转变为不挑战当今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从坚定主张并致力于南南合作及联合自强，转变为更加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技术、援助，更加依赖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机构，更加依赖从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组合中“搭便车”。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从坚持基于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价值观确定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排斥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同时排斥其他制度和价值观，转变为接受甚至引进西方政治模式、法律体系、“民主与人权”价值观。
发展中国家呈现的大分化、大改组主要表现在：以宗教、种族、地缘因素或相近政治和经济诉求而结成的大型发展中国家集团，活力日渐消逝，既难以影响全球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亦无力引导世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趋势。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利益诉求不一，甚至彼此冲突。内部矛盾和冲突进入多发期，各类力量组合不断变化。一些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急欲改变自身国家定位，甩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
造成发展中国家分化、改组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彰显“丛林法则”，推动世界生存与发展资源重新配置，并形成不平等的资源交换。由于捍卫和巩固政治独立的历史任务早已实现，发展中国家群体将利益关注点从政治领域移向经济领域，各国将经济发展和民生视为首务，内外政策愈加务实，自顾自保倾向和实用主义原则，引导它们去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美国为了维持一超霸主地位，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它们在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以各种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化打压，包括政治瓦解、经济诱惑、文化和价值观渗透，挑拨发展中国家彼此间关系等，推促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和改组。
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利益失衡和发展失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呈现新的分化组合，南北关系发生于上世纪不同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南方国家力量组合出现大调整，引发北方国家产生利益分歧。一部分南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向北方国家靠拢，并与一部分北方国家联合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与另一些南方国家产生利益冲撞。原本在南方国家主要政治和经济组织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一些发展中大国，为了在战略组合层面上得到北方国家的重视，捞取更多经济和军事援助，争取南方国家等同利益对俄热情消退，造成南方国家主要经济和政治凝聚力削弱，作用和影响下降。世界经济失衡和南北发展同时失衡，造成全球生存利益格局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与发达国家组成“命运共同体”。造成全球发展利益格局大调整。发达国家拉拢一部分新兴力量联手阻遏另一部分新兴力量的繁荣强大。造成政治利益格局内涵改变，各国对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关注明显让位于利益依存关系的关注。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成为最大的世界政治，基本取代一种制度企图战胜另一种制度的传统世界政治的内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主张推进世界政治利益格局的和谐化。